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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溫水效應”中沉淪的區委書記
2007-05-23 00:00 劉明 黨工委辦公室-監察審
在“溫水效應”中沉淪的區委書記 45歲的年齡,對于人生來說,可謂初秋階段,春華秋實,碩果累累,這個年齡本該事業有成、奮發有為,向著新的工作目標拼搏沖刺。然而,中共紹興市越城區委原書記劉德秋卻在人生之秋敗德違紀、收受賄賂,墜落犯罪的深淵。 2005年12月20日,杭州市拱墅區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判處劉德秋有期徒刑10年6個月。2006年1月24日,中共紹興市委以劉德秋非法收受他人財物、違反規定接受禮金、嚴重違反社會主義道德等違紀違法問題開除了他的黨籍和公職。 劉德秋沒有上訴也沒有申訴,只是為走歪“秋天”的腳步感到深深的懊悔和痛惜。 紅色威馳轎車的犯罪鐵證 2004年8月,一名黨員干部連續向中共浙江省紀委信訪舉報,反映時任紹興市越城區區委書記的劉德秋道德敗壞、生活腐化等嚴重生活作風問題。 省紀委領導對這一信訪舉報十分重視,不久便派人進行初查核實,查明此事基本屬實。在對此事核查時,辦案人員從一個偶然的信息中得知,劉德秋的妻子壽某有一輛紅色的豐田威馳轎車,群眾反映這輛車子來路不正常。于是,辦案人員馬上從外圍摸清了這輛轎車的購買情況,從中發現了諸多疑點,比如,這輛威馳轎車的14萬元購車款是由紹興市一家制衣公司的人員支付的。 2005年4月1日,省紀委決定對劉德秋進行“談話”。當辦案人員詢問這輛轎車的來龍去脈時,劉德秋開始雖然承認這輛轎車是由制衣公司的女老板鄭某代買的,但一口咬定已付過全部車款。后來,經過辦案人員的政策教育,劉德秋才如實交代了這輛轎車的來龍去脈。 2001年底,制衣公司在紹興市國土資源局審批了位于越城區靈芝鎮大樹江村的7839平方米建房用地,土地受讓金為117萬余元。正在這塊土地的審批手續辦理之際,制衣公司發生了一場大火,損失慘重,一時無法交清土地款。心急火燎的鄭某只好去找時任紹興市國土資源局局長的劉德秋通融,請求緩交一部分土地款。 面對女老板的悲情訴求,劉德秋似乎動了惻隱之心,爽快地表示同意,并馬上當著鄭某的面給下屬打電話:“制衣公司著了大火,不能按規定交納土地款,只能交64萬元,其余的要緩交,你們給他們辦理一下。” 有了局長的指令,2002年9月10日,制衣公司與紹興市國土資源局簽訂了土地出讓合同,同時又補交了20萬元土地款,余欠30余萬元。 但按合同規定,在合同簽訂后30天內土地款必須全額交清,否則不給辦理土地證。 情急之中,精明的鄭某又想出一招,打電話跟劉德秋請求:“能不能先幫我辦好土地證,然后把證件的原件放在你們國土局,我拿一份復印件去銀行申報抵押貸款。” 沒有交清土地款便辦好土地證,這樣做明擺著是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但劉德秋經不住女老板的軟纏硬磨,再次同意了她的要求。隨后,制衣公司在“便民中心”的窗口順利拿到了土地證的復印件。 劉局長在制衣公司危難時刻如此豪情仗義,鄭某心里感激萬分。從此,兩人電話聯絡,禮尚往來,交往頻繁。劉德秋的“全副武裝”都換上了鱷魚、金利來、圣大保羅的名牌。2002年10月,劉德秋擔任了紹興市越城區區委書記,而制衣公司就在越城區的轄區內,鄭某求助劉德秋的事情更多了。制衣公司為擴展規模審批土地、優惠地價,以及資金緊缺時爭取貸款等大情小事,時不時地要勞駕劉書記幫忙。劉德秋有求必應,鼎力相助。 2004年4月,劉德秋的妻子壽某學會了汽車駕駛技術,打算買一輛轎車。一天,劉德秋和妻子在紹興城市廣場的汽車展銷會上選中了04款的紅色豐田威馳轎車,但紹興沒有現貨。劉德秋便請剛開辦了一家汽車銷售公司的鄭某幫忙。鄭某拿到壽某的身份證復印件后,馬上叫助手管某在杭州的一家新車行預訂了一輛紅色豐田威馳轎車。6月28日,管某從鄭某手里接過14萬元車款后直奔杭州提貨。新車開回紹興后,管某便把車鑰匙和購車資料交給了鄭某。第二天上午,劉德秋就叫自己的駕駛員把這輛威馳轎車開回了家里。 兩三個月后的一天,劉德秋給鄭某打電話說:“你來把買車子的錢拿去。”鄭說:“我不要。這個車子的錢還是出得起的。”一聽此話,劉德秋說了聲“這樣不好”,便予以默認了。直至2005年春節后,劉德秋風聞省紀委在調查他的有關問題,心里驟然緊張起來。一天晚上,他打電話把正在杭州的鄭某叫到了自己的辦公室,心情沉重地對她說:“我老婆買車子的錢,先給你5萬元……”邊說邊遞給鄭某5萬元現款。他見鄭某仍然推辭,便和盤托出心事:“現在有人在查我這輛車子的事哩!”鄭某一下子明白了原委,便一本正經地對他說:“如果人家問起來,你就說買車子的錢已經付給我了。”隨后,兩人串通了付款的具體日期。劉德秋這才如釋重負,輕松地同鄭某閑聊起來。 盡管雙方訂下了攻守同盟,但紙終究是包不住火的,這輛紅色威馳轎車最后還是成了劉德秋所犯罪行的鐵證。 裝修住房“省”下8萬余元 辦案人員在初查劉德秋的經濟問題時就已掌握線索,劉德秋有3套住房,其中2套在紹興市區,各為113平方米和135平方米;一套在新昌縣,面積為89平方米。辦案人員認為,一個處級干部一般只能有一套面積達標的房改房;3套住房的購買和裝飾耗資不菲,如按劉德秋的正常收入估算,這3套住房里面是否有“文章”?果然,經過辦案人員的查問,劉德秋交代了其中一套住房的裝修情況。 掛靠在新昌縣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個體戶俞某是劉德秋大舅子的同學,平時經常到劉家坐坐,成了劉家的老熟人。 1994年,俞某想競標新昌縣的財政大樓工程,便請時任新昌縣委副書記的劉德秋疏通關系。后經劉德秋向縣財政局有關領導“推薦”,俞某承接了財政大樓工程。 1999年2月,俞某為了承攬新昌縣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鐘樓農貿市場建設工程,又請時任紹興市政府副秘書長的劉德秋幫忙。劉德秋向新昌縣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有關領導打招呼后,俞某順利拿到了這個工程。 接連承接了兩個大工程,俞某獲利頗豐,心里便念叨著要報答劉德秋。恰好,1999年劉德秋在紹興市分到了一套面積為113平方米的新房,俞某得知后便主動要求由他來裝修這套新房。自然,這套房子裝修完工后,俞某“拒收”劉德秋的裝修款。劉德秋對其中的緣由心知肚明,也為“省”下這筆裝修款心安理得。案發后,經有關部門評估,這套住房的裝修價值計人民幣8.84萬余元。 “哥哥”和“弟弟”的“禮尚往來” 現年51歲的新昌某房地產開發公司總經理徐某,1994年開始便在杭州、新昌、嵊州等地搞房地產開發,事業成功,實力雄厚。 劉德秋和徐某的友情也可謂源遠流長。1991年,劉德秋擔任新昌縣城郊區區長時,徐某是城郊區所轄范圍內一家化纖廠的廠長。由于工作聯系較多,兩人經常在一起吃飯,由相識到熟稔。以后隨著劉德秋的職位節節升遷,徐某有意要攀援這棵大樹。劉德秋見徐某生意興隆,為人豪爽,也有心傍靠這位“大款”,于是兩人便親熱地以“哥哥”、“弟弟”相稱,“禮尚往來”,相互照應。 1999年下半年,徐某買了一輛寶馬轎車,便托時任紹興市政府副秘書長的劉德秋“弄一塊比較好的新昌牌照”。劉便利用聯系公安的職務便利,為徐拿到了一副好牌照。 2001年初,紹興市準備拍賣東浦鎮毛灣畈地塊。時任紹興市國土資源局局長的劉德秋“考慮到這個地塊是新劃入的地塊,價格比較低,增值潛力比較大”,于是便給徐某打電話,請他來參加競拍。在競拍前夕,劉又交待下屬:“要對徐某在參拍中給予照顧。”這次競拍雖因價格太高最后沒有成交,但徐某對劉德秋時時想到他的這份情意還是非常感激的。 2001年下半年,徐某拍得新昌縣老水泥廠的一塊拆遷地塊,但因后來該水泥廠未及時拆遷,供地遲緩,使他的建設工程無法及時動工。徐某便求助劉德秋從中斡旋。劉即打電話給新昌縣國土資源局的有關領導,叫他們將此事直接向新昌縣政府匯報,給予“協調一下”。幾個月后,當劉德秋和徐某又一次聚餐時,徐某欣喜地拍著劉德秋的肩頭說:“地塊的事情已經搞定了!” “弟弟”經常想到“哥哥”,為“哥哥”的事情不遺余力。“哥哥”也有心幫助“弟弟”,經常借機為“弟弟”慷慨解囊。2003年、2004年和2005年春節,徐某分別送給劉德秋1萬元紅包。2004年9月,徐某趁劉德秋“買”車之機,資助了4萬元購車款。不久,劉德秋率領越城區經貿考察團赴澳門考察,正在澳門的徐某在葡京大酒店又送給他“零花錢”1萬元港幣。2005年3月,劉德秋的母親因病住院治療,徐某以看望劉母的名義“孝敬”了1.9萬元人民幣。如此這般,自2003年春節至2005年3月,徐某“資助”給劉德秋共計折合人民幣9.9萬余元。 在法庭上,劉德秋的辯護人認為:被告人劉德秋與徐某是知己朋友,徐請托之事與被告人的職務便利沒有必然聯系,且贈送錢財均發生在逢年過節或用于給被告人母親治病,與請托之事在時間上沒有緊密聯系,故收受徐某錢財屬禮尚往來。那么,劉德秋與徐某往來的是些什么禮呢?劉說:“在逢年過節回新昌時,也送給徐某一些香煙、老酒和人參之類的禮品。”徐某的證詞則證實:他送錢給劉德秋的目的在于感謝劉德秋就上述事項對他的幫助,并希望繼續得到劉的幫助,同時也基于劉德秋是他多年的朋友。真是一語道破天機。 利用職權“點土成金” 劉德秋收受的巨額賄賂,大部分是在他擔任紹興市國土資源局局長期間收下的,稀有緊俏的國土資源成了他點土成金的資本。然而,他也正是在紹興這片人文氣息濃厚的土地上絆腳栽身,陷入泥潭。 紹興某酒業有限公司是在2000年從越城區東湖鎮的下屬企業轉制為民營企業的。該公司轉制后因與所在村發生債務糾紛,土地過戶手續一直辦不下來。為此,酒業公司總經理王某多次找到時任紹興市國土資源局局長的劉德秋,要求幫忙把土地證辦下來。劉答應后便叫經辦人員“抓緊幫這家企業把土地過戶手續辦好”。經辦人員多次與村里協調后,終于辦好了酒業公司的土地過戶手續。2003年3月,劉德秋又利用紹興市越城區區委書記的職務便利,要求越城區所轄的紹興市生態產業園有關領導,對這家酒業公司在生態產業園區受讓的土地在面積和地價方面給予關照。 為了感謝劉德秋的幫忙,2003年中秋節前夕,王某到劉家送上了1只價值人民幣3315元的梅花手表。2004年春節前夕,王某又在紹興市的一家飯店送給劉德秋1只價值1.49萬元的歐米茄手表。 2001年,浙江某房地產有限公司拍得紹興市中興路立交橋旁邊的一號地塊,但因規劃問題造成群眾集體上訪,致使建房工程無法動工。無奈之中,該公司總經理陳某求助劉局長幫忙調停。劉接受請托后便叫下屬人員對此事進行調查,并協調有關部門消弭了這個問題。 為表感謝,在2004年春節前和2005年春節后,陳某分別給劉德秋奉上了5000元現金。 2000年下半年,紹興市某房屋建設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某找到劉德秋,請求對該公司受讓的位于紹興市中興北路的7號地塊增加土地容積率、降低土地價格。嗣后,劉德秋就此事同紹興市政府及紹興市建設局的有關領導進行了溝通和協調。周某補交了土地出讓金后開始破土動工。 2001年春節前的一天,周某來到劉德秋的辦公室拜早年,送上了1萬元“賀歲錢”。 劉德秋手握國土審批大權,在紹興市的范圍內,只要是有關土地的事情,往往一個電話、一個招呼就能“搞定”。于是,為土地之事上門請托或前來感謝的各色人員絡繹不絕,劉德秋在熱情接待的同時,“納貢”也比較隨和,幾萬元不嫌多,幾千元不嫌少,結果收受的錢財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多。 2001年春節前夕,劉德秋因接受某集團公司董事長陳某的請托,要求下屬不再催繳該公司拖欠的土地出讓金之后,在辦公室收下了陳某的“感謝費”4000元。同年春節前夕,劉德秋因接受紹興某集團公司董事長陶某的請托,幫助解決了該公司在開發秦望花園中填河建房引起的居民上訪糾紛,在辦公室收受了陶某奉上的現金5000元。這年春節期間,劉德秋因為浙江某控股集團公司盡快辦理他們受讓的新昌縣白云山莊土地使用證出了力,又收受了該公司董事長徐某的現金5000元。 輕法紀重“友情”的“好好先生” 劉德秋于1962年出生在浙江省新昌縣的一個農民家庭,1982年8月參加工作,1983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具有大學文化、土地估價師技術職稱。他于1990年起歷任新昌縣城郊區區長、新昌縣委常委兼組織部長、新昌縣委副書記、紹興市政府副秘書長、紹興市國土資源局局長、紹興市越城區區委書記等職務。 2005年4月7日,經浙江省紀委常委會研究并報省委常委會決定,劉德秋被立案審查,并被采取“兩規”措施。5月26日,劉德秋因涉嫌受賄被檢察機關逮捕。2005年12月20日,杭州市拱墅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被告人劉德秋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財物折合人民幣共計50.93萬余元。但鑒于劉德秋在省紀委“兩規”期間交代問題和悔罪態度好,積極退清了贓款,法院從輕判處他有期徒刑10年6個月。 劉德秋原是紹興市所轄縣(市、區)中年紀較輕、前程看好的一位領導干部,如今淪為階下之囚,原因很多,其中有些教訓值得深刻反思和引起廣大黨員干部的警戒。 宗旨觀念淡薄,權力成了謀取私利的工具。劉德秋收受的賄賂,大都是在擔任紹興市國土資源局局長和越城區區委書記期間收受的。本來,領導干部應該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但劉德秋沒有樹立起正確的權力觀,宗旨觀念淡漠。他說:“雖然自己走上領導崗位多年,但一直沒有加強黨性鍛煉和修養,沒有正確把握權力的含義,對權力來源于人民、應該服務于人民的意識不牢固。盡管自己有時也對下面的同志進行教育和要求,要堅持立黨為公,用權為民,而自己實際上臺上說的與臺下做的不一樣,存在著一朝權在手、便把利來謀的潛意識,也存在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思想。”基于這個思想,在短短幾年間,劉德秋“不斷地利用手中的權力和自己的職務影響,為所謂的熟人、朋友辦事,獲取了自己的不正當收入”。 無視法紀利劍,在“幫人辦事”的泥淖中越陷越深。辦案人員認為,劉德秋走上犯罪道路,除了他不注重世界觀改造的根本原因外,在工作和生活中重“友情”、輕法紀是一個直接原因。本來,領導就是服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作為一個領導干部,在不違反原則的前提下,幫助企業濟困解危,也是一種職責和義務,但不能借機攫取錢財。對于一些心術不正者的請托和求助,更應時時繃緊法紀這根弦,不能入其彀中。但劉德秋不管誰托他辦事,他都說“好、好”;辦了事后又收下人家的“感謝費”,這就步入歧途。 劉德秋在《檢查材料》中也反思了這個“病因”,他說:“自己在入黨時就曾莊嚴地宣誓,要遵守黨的紀律。但自己對黨的紀律觀念一直沒有牢固地樹立起來,法制、法律觀念更是淡薄。辦事講情面,不講原則;講關系,不講紀律。有時為了博得朋友一句‘肯幫忙、講義氣’的美譽,甚至為了面子,為了朋友之情,置黨的紀律、國家的法律于不顧,最終損害了國家、集體的利益,也害了自己。” 貪圖小恩小惠,在“溫水效應”中難以自拔。劉德秋的犯罪過程,有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他從1992年起就在多個縣處級領導崗位上任職,任職過的地方都有自己的下屬和朋友。于是隨著劉德秋的地位越來越高,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大,“賄隨權集”,一些人在逢年過節向他奉上紅包以加強“感情投資”,劉德秋也在不知不覺中放松了對自己廉潔奉公的要求,以后在為人辦事的過程中習慣于一次次收下人家的“感謝費”。劉德秋除了收受賄賂50.93萬余元,還違紀收受禮金1.6萬元。這些禮金和賄賂開始時數額不大,但天長日久,積少成多,劉德秋便如溫水中的青蛙在逐漸加熱中忘乎所以,在“溫水效應”中難以自拔。 誠然,朋友要交、友情要講,但交友要慎、友情有度。作為一個黨員領導干部,凡事都要講黨性、講原則,不可忘了自己頭上還懸著一把達摩利斯之劍。這是劉德秋一案對廣大黨員干部的深刻殷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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